我们生的时间有点不一样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依旧有人追寻着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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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丹青在方所的一次关于“文学与读书”的演讲节选。

我们也一直有这样的困惑，对于城市的高速发展，是推倒重来，还是尽力保留？需要去在意平衡吗？如果需要，我们能做什么？

我想这不是大部分人会关注的问题，但这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在这个世代，大到城市的发展，小到个人的发展，我们都没有可靠的参照，因为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

觅事厢要做的是：在这个看不到结果的时候，去记录这个城市，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庆幸当下对于“记录”的坚持。

2012.11.24 方所

女学生：我想问一个关于城市研究方面的问题，先跟您分享一个故事吧，它在讲埃菲尔铁塔，说这个铁塔在当初建的时候，巴黎人都非常反对，其中竟然有一个诗人因为铁塔太丑，每天回家都要绕过它去走，但是随着这个铁塔慢慢地发挥了它的作用的时候，巴黎人开始慢慢地接受它，并且把它当做巴黎的新地标，然后它与旁边都融合得非常得好，所以说我在看到您在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您可能对于历史的传承有特别单纯的热情，但是我们作为规划者来讲，这种传承有的时候已经跟现实非常得不符了，尤其从底层民众来讲，他们有急需的关于通水通电给排水这些的需求，我们有的时候对于历史的保留，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困惑，我就想问问您在这种保留与更改之间怎么选择？当历史不能满足现代性所提出的、那些理性需求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谢谢

陈丹青：谢谢，很多人跟我提过意见，有些还是非常愤怒的意见，你小子胡说八道，老百姓这么苦，他们需要改变，你还怀念你那个历史，城市肯定要建设，怎么怎么，我觉得经常被问得哑口无言，我只能问你你去过日本和欧洲没有？你将来一定会去，你带着这个问题到那儿看一看，那儿很穷很穷的地方都有，很古的地方也有，你看看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人口增长，面临一个乡村城市化，然后城市从一个旧城变成一个新城，具备所有新城的功能，很多国家都要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你看看欧洲怎么做，然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有日本当然，你看了以后，我们可以再单独开一次讲座，

女学生：芦原义信先生，他自己浏览了欧洲，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像您说的，他像在讲故事一样地告诉您他看到了什么，他对当地都特别有感情，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对比芦原义信和柯布西耶，他们两个在抉择的地方，柯布西耶是全部推倒重新再来，芦原义信就是在日本的基础上，他保留了很多温情的东西，我觉得这些、这两部分不能断其优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规划师以及建筑师，我觉得可能没有您讲到的那么严重，我们这样建立起的城市，它是有阵痛，是有短暂的，这样一个我们看不到结果的这样一个时候，但是也许到某一天它总会好呢？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保留就是好的，对不对？

陈丹青：ok，我同意，我没有意见，谢谢你，你生的年代很好，等你生出来，差不多都拆光了，所以你没有机会看到从前的广州是什么样子，从前的昆明是什么样子。当然，不要听我们这些老混蛋在骂街，真的，因为我们知道从前中国是什么样子。

我甚至买来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这么厚的一摞影集，是日本军部拍的电影，非常专业的摄影，它记录了日本军队占领每一个中国城市和包围时候的状况，这是一本你看了非常屈辱的一本影集，但是我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就是想看到1937年到40年左右，中国在被日本侵略的时候，通过这些照片，我可以看到原来的武汉是什么样子，原来的苏州是什么样子，原来的西安是什么样子，我可惜没有带在身边，我可以马上给你看，不然，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中国，差不多跟欧洲一样，就是现代建筑起来了，老建筑也都在，但问题当时中国只有4亿多人，现在差不多14亿，我也非常体谅今天这些当官的，这个摊子交给你，你来弄，你怎么办？要我是抱头鼠窜，我只会骂街，所以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想我的意见也没有完全错，只是我们生的时间有点不一样，所以会有一点错位，所以我一直想知道40年代、20年代、30年代，中国什么样子，给我看到一点，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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