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唱着活着》导演赵刚：纪录片中的民间川剧艺人

赵刚

(成都广播电视台纪录片导演，主任编辑)

1996年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至今。于他而言，关注川戏由来已久。十多年前，赵导拍摄过两部有关川剧的纪录片，一部叫《戏道》，记录了四川一个川剧学校的学员们是如何跟师学艺、勤学苦练、希望日后成为名角儿的故事；另一部叫《芙蓉花仙》，说的是成都一个县川剧团成功排演新编川戏的故事。如今选择拍摄纪录片《唱着活着》，最吸引他的便是想去看看当下的民间川剧团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它们为何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又究竟意味着什么。于此，抱着极大的探索精神，赵刚与“戏班”结缘。

阿姆斯特丹电影节

Q：《数码影像时代》

A：赵刚

Q：《唱着活着》摄制团队的任务分配情况？

A：摄制团队仅有三人，导演也兼摄像负责确定“拍什么”和“如何拍”；摄像负责执行，同时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观察作一些及时的抓拍；剧务负责对外联系和工作协调。这种融入式的拍摄，人员不宜过多，否则会干扰拍摄对象和现场氛围。

Q：影片拍摄了多长时间？使用的摄影机、拍摄附件有哪些？

A：《唱着活着》前期拍摄时间三个月左右，基本上采用双机拍摄，佳能XF100和佳能5DMARK 2，另配有一套索尼的无线麦克风。

Q：创作前期的构思？ 影片中的流浪艺人是如何定位选择的？

A：当我看到这样一个在一片废墟中、在不绝于耳的拆迁声中依然每天坚持为老年观众唱戏的剧团时，是深受震撼的，当时并没有做更多的调研和构思便投入了拍摄。《唱着活着》采取了直接电影的客观记录方式，让摄像机贴近他们但又尽量不干扰他们。在选择人物时，我们集中精力塑造班主赵丽和17岁的演员丹丹，同时也拍摄了很多其他演员的故事。这次拍摄的素材量非常之大，可能有100多个小时。这就造成了后期编辑历时近一年，长短不同版本有7、8个。严格来讲，《唱着活着》的人物构思和故事结构基本上是在后期制作中完成的。”

班主

Q：有人评价这是一部少有的真正接地气而又不俗气的中国本土纪录片。您觉得呢？

A：直接电影的拍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与被拍摄者平等相处，让他们对你的存在没有戒备，对摄像机的存在视而不见。我们会先同他们交朋友，在三个多月的拍摄过程中，会尽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几乎与他们同吃同住，直到他们完全把我们视为普通剧团成员来看待。事实上他们很希望通过镜头把戏班的现状展现给外面的世界，所以除了他们睡觉和上厕所等隐私外，我们拍到的近乎都是最原生态的画面，这也许就是接地气的缘故吧。

班主

Q：现场拍摄中有没有遇到令您触动最深的人物或故事？

A：令我们触动最深的几个情节：班主赵丽的老公严老二为了维护自己艺术家的尊严，不愿意去唱红白喜事，导致与赵丽打架大动干戈；丹丹对自己不幸身世在台上台下哭诉的感人场面；老年观众们对川戏如醉如痴的热爱等等；还有就是“观音得道”那场戏：庄严神圣的开光仪式，杀鸡布道的神秘环节，让观众无不沉浸在传统信仰的氛围之中。这时候，戏班班主笔锋一转，开始叫卖撒满了鸡血的黄纸条符，5元钱一张，只在为了增加门票收入。这一情节充分说明戏班在当下现实窘境里的脆弱和荒诞。”

工作照

Q：作为成都纪录片人，对于四川本土纪录片的创作市场和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

A：本土纪录片创作的优势主要还是在于题材和内容的独特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越是本土的就越是国际的。只有那些能够触及到人类共同情感和具有普世价值的本土题材才能够引起超越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国界的共鸣，哪怕切入点很小，选题很微观。”

后台
化妆
乐师

Q：您之前参加过很多国际纪录片论坛，国际化的纪录片运作模式都有哪些？相比之下，您认为国内纪录片的市场优势和不足之处在哪里？

A：我去参加过法国FIPA国际电影节，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尼泊尔加德满都山地国际电影节，瑞士尼翁 “真实影像” 国际电影节和澳洲国际纪录片论坛等。我发现很多纪录片，尤其是欧洲导演制作的纪录片，大多是采用电影式的叙事方法来结构纪录片，他们大多是事先写好脚本或者提纲，而内容基本上是按照导演的设计来规划的，并且有些过程是朝着导演所希望的结果来发生的。据说这种介入式的拍摄方法是目前拍纪录片的一种主流方法，这种方法的确有利于纪录片的工业化生产，但我认为它的缺点是牺牲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原生态的、精彩的东西。当然，用什么样的方法还是应该根据题材内容来确定。
日渐老去的观众，终生漂泊的剧团。正如赵刚所言，“我喜欢直接电影的拍摄方式，采取等待、融入、旁观的方式去记录，你永远无法规划下一刻究竟会发生什么，但出人意料的情节和细节却是纪录片永恒的魅力。”

日本山行电影节
澳洲阿德莱德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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