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殿（七）：风云再起

上期说到，周玘死后，他的儿子周勰发动了一次叛乱，结果草草收场；几个月之后，在王敦、陶侃、周访、甘卓的联手打击下，持续三年多的杜弢之乱也落下了帷幕。

此时的中国北方，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匈奴人刘渊去世之后，他建立的汉赵帝国很快就出现了分裂迹象——中原西部地区，依然为匈奴人所有；在中原东部地区活动的羯人石勒，名义上受汉赵帝国节制，实际上已经成了一股独立的力量。

自永嘉之乱过后，，南北门阀的斗争一直连绵不休，此起彼伏的流民动乱，更使局势动荡不安。随着周勰之乱和杜弢之乱的先后平息，南方的局势终于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如果坐镇长江中上游的王敦有匡时救世的雄心大志，利用地理优势震慑长江下游的江东门阀，配合王导处理好南北门阀的关系，然后集中力量挥师北伐，并不是绝对没有收复中原的可能。

东晋时代的皇权不振，受制于权臣的皇帝几乎都没有什么大作为，把持朝政的权臣却几乎个个出手不凡。，有大手笔的也不在少数，庾亮、桓温、刘裕都曾经发动过声势浩大的北伐。虽然北伐的目的不单纯，或者是为了收揽军权，或者是为了给篡位做准备，，然而王敦是个例外，自始至终都没有北伐的意愿和动作，或许这就是他在东晋权臣当中的评价比较低的原因之一吧。

当年为了击败杜弢，王敦对陶侃百般拉拢，甚至不惜公然抵触司马睿，强行任命陶侃出任荆州长官。随着杜弢的战败，同舟共济的“友情”岁月走到了尽头——王敦打起了荆州的主意，想把它从陶侃手里夺过来，于是以召开军事会议为由，邀请陶侃参会，打算借机对陶侃下手。陶侃料到王敦必有所图，部下也极力劝阻，认为此去必然凶多吉少，但他还是决定单刀赴会。

有的人是想了再做，有的人是做了再想，王敦属于第二种人，宁可做了以后再返回来查缺补漏，也不愿意事前因为纠结于可能会漏掉什么而踟蹰不前。

陶侃不来，王敦肯定不开心；陶侃来了，也被扣押了，王敦还是不愉快。这时候，他忽然发现忘了考虑陶侃的亲家公——手握雄兵的周访。所以，他只能暂时把陶侃囚禁起来，再慢慢想办法。

陶侃被幽禁期间，他的部下联名致信王敦，呼吁释放陶侃，王敦断然拒绝，陶侃的部下于是在荆州发动兵变，意图动用武力胁迫王敦放人。一时间，长江中上游地区剑拔弩张，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的局势再次走到了动荡的边缘。

飞扬跋扈的王敦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他没有被陶侃的部下震住，以为这次兵变是陶侃在幕后指使。兵变发生之后，他紧急调动军队进入荆州平乱，并打算亲自动手，杀死陶侃。

不久之后的一天，幽禁多日的陶侃被带到了王敦的公署，一进门，他就察觉到了强烈的不祥气息。在主人的座位上，如临大敌的王敦全身披挂，手执长矛，像一个准备扑向猛虎的青铜武士。

陶侃了解王敦，知道他做事不计后果，虽然内心很恐惧，但陶侃强作镇定，表面上没有流露出丝毫畏惧。除了王敦和陶侃，在座的还有一些王敦的高参，他们并不愿意把事情闹大，唯恐陶侃之死会激怒周访，引发更大的动乱，只是王敦杀气腾腾的姿态使他们噤若寒蝉，不敢出言相劝。

王敦一开始确实是想杀死陶侃，可就在真的要下手的时候，陶侃的镇定自若却让他忽然犹豫不决，他好几次暗中告诫自己不可优柔寡断，拿起长矛的一刹却又总是莫名其妙地泄气。如此往复数次，嗅觉灵敏的陶侃察觉到了他内心的挣扎，于是不动声色地说，“阁下雄毅果断，能裁决天下事，怎么今日反而如此犹疑？”说完就以如厕为由，离开了席位。

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对王敦做过一个一针见血的评价，他说王敦是个“妄人”，凡事喜欢争先，不甘心落于人后，往往为了赌一时之气而不计后果。说白了，王敦就是把面子看得很重。你勇敢，他就要表现得比你更勇敢；你聪明，他就要表现得比你更聪明；你镇定，他就要表现得比你更镇定......陶侃表现得云淡风轻，气度不凡，如果王敦再下杀手，在气度上就落到了下风，跟仗势欺人的流氓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陶侃当众揭破王敦的心事，表面上是让王敦难堪，实际上是利用王敦好面子的心理争取生机。陶侃这样做也是在暗示王敦的高参——你们的老大已经开始动摇了，快给他找个台阶下吧。

果不其然，陶侃离席外出之后，王敦的高参立刻建议停止刺杀行动，说陶侃和他的亲家公周访犹如左右手，砍断左手，右手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放过陶侃，可以表现出容人之量；接纳忠言，可以表现得虚怀若谷；更为重要的是，从实际利益上来说，与陶侃和解也是一个最为明智的选择。所以，当陶侃返回席位的时候，公署内的杀气已经荡然无存，突然间冰释前嫌虽然使气氛有些尴尬，但是总体还算友好。

当天，陶侃得到了人身自由，不过王敦没有让他回荆州，而是派他南下，出任广州长官。

回看这场有惊无险的“鸿门宴”，我们难免有些疑惑：陶侃有兵有将，实力非同小可，还有周访的支持，然而，即使在明知凶多吉少的情况下，他还是应约赴会，并且对王敦的安排逆来顺受。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正如开篇所言，东晋是一个缺乏忠臣的时代。作为东晋权臣之一，史官对陶侃的评价同样有负面色彩，阴阳怪气地说陶侃有不臣之心。

陶侃和王敦不一样，王敦做过大逆不道的事，陶侃没有干过。也就是说，史官说陶侃有野心，并没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只是一种猜测，不过，史官的说法也不全是空穴来风，因为陶侃对皇权的态度比较暧昧。

人都是复杂的，陶侃也不例外。对于百姓，他温和宽厚，无论官居何职，以及在何处任职，都能善待百姓。然而，官场上的他却是一个精明狡黠的投机主义者，既不是祖逖那种坚定的勤王派，也不是王敦那种目无君上的野心家。他出身寒门，前半生沉沦下僚，在讲究出身的官场上几乎没有出人头地的可能，幸而有贵人（*刘弘*）助力，他才青云直上，为了维持得来不易的成就，也为了施展雄心壮志，他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尤其是在门阀与皇权争斗激烈的南方，他必须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他可以效忠皇室，但是绝不愚忠，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杜弢之乱平息之后，长安的晋愍帝派人南下，接管荆州。，，并不会太把他的号令当一回事，，王敦正在挑战司马睿的权威，就算司马睿愿意接纳晋愍帝的专使，王敦也不会答应。

这所有的矛盾集中到一点，一切压力就都落到了陶侃肩上，因为当时掌管荆州的就是他。晋愍帝是帝国的最高领袖，如果陶侃和王敦站在同一战线，拒绝让出荆州长官的职位，那么逆贼的罪名就坐实了；如果和晋愍帝站在同一战线，那么无疑会得罪王敦，甚至有可能得罪整个江东集团。

就在陶侃左右为难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想把荆州据为己有的王敦发来了邀约，陶侃则正好顺水推舟，离开各路势力犬牙交错的荆州，对于赴约的附带风险，他了然于心，，赴约何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至于如何化解赴约的危险，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亲家公周访的鼎力相助，以及临场发挥。

周访没有让陶侃失望，关键时刻使王敦有所顾忌；陶侃的临场发挥也很出色，为自己打开了一条生路。南下广州途中，经过周访的驻地时，陶侃前去拜访。这时候已经没有危险，也无须再强作镇定，一见到亲家公，惊魂未定的陶侃就泪如雨下，说如果不是有你做外援，我这次真是连命都保不住。

陶侃南下广州之后，他的部下依然拒绝放下武器，奉晋愍帝派来的专使为荆州长官，正式向王敦宣战。这已经不是江东的内部问题了，。，权力争端就越是激烈，这似乎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铁律，至少西晋帝国的衰亡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广州，当时还是蛮荒之地。因为荒凉，与胡骑奔腾的北方和内讧不休的江东相比，这里反而少了许多是非。远离了权力纷争和鼓角争鸣的生活固然安逸，但是也容易使人闲散萎靡。陶侃并不甘心在广州度过下半生，真正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是遗民泪尽的中原。来到广州之后，每天早上，清晨的第一缕曙光还没有洒下，他就穿衣起床，把放在书斋里的一百块砖搬到院子里，到了日暮时分又把这一百块砖搬回书斋。有的人好奇，问他为什么周而复始地搬砖，他说，我志在收复中原，恐怕生活过于闲适，将来不堪大用。

陶侃不知道的是，他正生活在一个南北裂口不断被撕开的年代，光复中原对于他注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南北再次走向统一，那是200多年以后的事。

陶侃南下广州的第二年，匈奴人攻占了长安，晋愍帝成了继晋怀帝之后被异族俘虏的第二个皇帝。从陶侃南下到晋愍帝被俘的这段时间里，他的旧部和王敦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使是晋愍帝被俘这种举国蒙羞的大事，也没有影响到战车的狂暴冲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