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say Time/重读陈寅恪先生《赠蒋秉南序》有感（下）

江山代有才人出，固然不错；耐人寻味的是，近代中国实为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国家如此，、经济如此，社会、文化如此，学术、思想亦如此，无不经历了“从经学到科学”[4]的转变，无论世界的潮流、学术的理念、文化的范畴、教育的制度，等等，无一例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作为现代学科门类的历史而言，当十九世纪以降，兰克学派的学术影响激荡世界，科学实证成为左右历史研究的主流，冥冥之中亦仿佛暗合了中国传统乾嘉考据的学术精髓，中国近代学问的中心也经历了“从经学到史学”的演变，然而伴随传统史学的衰落和转变，传统学问的根基也开始动摇，或许再也难以找到像陈寅恪、王国维、汤用彤、钱锺书这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硕学鸿儒，恰如北京大学刘浦江教授所说：“如今的史学，景气倒是景气了，可是却再难见到陈寅恪般气象恢弘的大师。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今天的学术太功利了。”[5]从这个意义上，“广陵散”从此绝矣！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这样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於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6]如此,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潮流，那么伴随世易时移，或因为新材料的取用与新问题的研求，因而产生新时代之学人，引领新时代的风骚？——恕笔者无知也，祈愿中华学术从此精进,以贡献于世界人群与社会；揆诸实际，或许首先“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史学流派和异端思想的存在”，而且“在历史观念多元化的基础之上”，始终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5]让历史工作者在深潜沉浸之中“志于道，游于艺，成于学”，关联呼应时代与社会的沧桑世变！

参考文献：

[4] 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5] 刘浦江.正视陈寅恪[J].北京：读书，2004（02）.

[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